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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按】疫情之下，「復旦通識」組織「學人疫思」系列，復旦大學通識教育中心邀請校內不同學科的教師撰文，從各自的專業領域與學術興趣出發，對疫情展開不同角度的討論，進行跨學科的深入解讀和分析。 ... 1834年佛羅倫斯瘟疫 一場瘟疫本來是一場悲劇，但在特定條件下有時悲劇也會成為歷史的動力，文藝復興前夕發生於義大利並傳遍歐洲的黑死病就是如此。這場瘟疫所造成的苦痛、人口銳減、秩序混亂和人們的惶惑不安，義大利首當其衝，被推到了悲劇的前臺。但是將黑死病置於歐洲社會從中世紀步入文藝復興的大背景下，它似乎又變成了促進社會轉型的因素，在一定程度上助力義大利人率先覺醒並開啟了文藝復興的大門。 瑞士著名文藝復興史研究名家布克哈特稱讚 「義大利人成了近代歐洲的兒子中的長子」，正是「這位長子」首先甦醒過來，扯掉了由信仰、幻想和幼稚的偏見所織成的紗幕，開始睜開理性的眼睛看世界，使人們對「一切事物做客觀的處理和考慮成為可能」。 儘管我們不能說，是一場瘟疫讓義大利人有了扯掉那層紗幕的力量，但至少可以說，黑死病的爆發引發了一場社會集中的靈魂拷問，致使那層偏見的紗幕不再像看起來那麼完整，甚至變得千瘡百孔，從而騰挪出理性意識和現實思考的空間。 一般認為，黑死病在1331-1332年活躍在中亞地區，然後開始向南進入中國和印度，向西到達波斯，並在1345-1346年到達南部俄羅斯。此後，這種疾病迅速沿著重要的商路傳播。1343年義大利熱那亞的商人在加法城（Caffa）受到韃靼人圍攻，為染上瘟疫的韃靼人所感染。這些染病的熱那亞人在1347年逃到君士坦丁堡，並於同年到達義大利，黑死病在義大利爆發。從地中海開始，黑死病向北傳播，染遍整個歐洲。1348年瘟疫洗劫了阿維農，並於6月到達了法國。與此同時向西傳播，穿過土魯斯和波爾多，在加斯貢尼渡海於1348年夏天到達英國。瘟疫在英國迅速從港口燃遍了內陸，並於秋天到達倫敦。這場瘟疫斷斷續續在1349年結束，很快接連發生了幾次同樣的瘟疫，對這場瘟疫，當時的人們並沒有準確的稱呼，只是籠統地稱為瘟疫。該瘟疫主要有兩種形式：一種形式是在腹股溝和腋窩下形成腫瘤，一種是脖子上有腫瘤，身體其它部位通常出現小水泡，伴隨著突然發冷、發熱和針刺痛的感覺，渾身倦怠。還有時會引起肺部感染，出現胸痛和呼吸困難的癥狀。這場瘟疫給歐洲帶來了前所未有的恐慌和災難，幾近三分之一甚至半數的人口死亡。 ... 圖爾奈市民埋葬瘟疫受害者。 面對黑死病的大規模爆發，人們不禁要問，它是如何發生的？為什麼會發生？採取什麼措施才能戰勝這場災難？事實上，人們對這樣突如其來的瘟疫普遍無知。正如當時的人文主義者所說：「詢問歷史學家：沉默。詢問科學家：沒有表情。詢問哲學家：聳聳肩膀，皺皺眉頭，把手指頭放在嘴唇上請求沉默。」 但是死亡的迫在眉睫和現實的緊張要求所謂的權威部門必須做出合理的解釋，而這種解釋本身又會立即為發生的事實所驗證，於是，對黑死病的質問變成了對長期以來的知識傳統和傳統信仰的拷問，也是對傳統權威的考驗。 人們有理由讓作為權威部門的教會出面進行解釋，作為教皇國所在地的義大利更是如此。教會則老調重彈，告訴人們，黑死病的發生是上帝因為人類行為不端而憤怒的結果，教士宣傳說「上帝經常讓瘟疫、悲慘的饑荒、衝突、戰爭和其他形式的災難降臨，藉此來懲罰人類和警告人們悔改和走上行善的道路。」 如果要想災難停止，只能禱告上帝。但事實是禱告並未能阻止人們的死亡，而且教會把人們集中起來進行祈禱，反而加速了人們的感染和死亡。不僅如此，教會還從罪與罰的原理出發，認為面對瘟疫不能使用藥物來對抗，因為用藥物治療就形同對上帝意志的對抗，因此「相對於用這種方法（懺悔和臨終塗油），醫生的所有治療方法都是無用和無效的。瘟疫是上帝對人類罪惡的懲罰，除了通過他和他的力量不可能得到治癒」 。 因此，教會雖然給人們帶來某種遙遠的拯救的希望，但不可能提供真正制服黑死病的現實辦法。在忍受即時的苦難和現實的死亡面前，教會這種虛無縹緲的神學原則闡釋，無法給正在經受黑死病煎熬的人們帶來真正的寬慰，反而引起人們更大的質疑。人們會問，如果上帝因為我們的行為不端而憤怒，那麼到底這些不端是什麼？我們該如何去做？如果黑死病是為了懲罰罪人，那為什麼會有大量的教士死亡，為什麼他們作為上帝在人間的代言人都無法倖免？ 人們也有理由讓醫生也出面解釋，但是飽受教會所欽定醫學家以及宗教信仰薰陶的醫生們，大都不能理性和科學地解釋黑死病的成因並提出合理的應對措施。大多數醫生滿腦子都是星相學、元素說的概念，將一切現象都歸結於地、火、水、風四種元素以及冷、熱、干、濕等物體性質，並用某種類似天人感應的學說解釋一切。正如齊格勒（Philip Ziegler）在他的著作《黑死病》中所說：「在研究星相的學者們無法解釋周圍所發生的事情的時候，很自然地從他們所理解的東西來推斷，並從星星的運動來構建某種原則，用它來解釋和告誡地上發生的事情」。 大多數醫生認為黑死病的出現是星球之間相互發生作用的結果，星球之間的位置變化到一定程度，會產生某種瀰漫於太空的有毒氣體，氣體刮過地面之處便會產生瘟疫。認為人們只要待在低處風颳不到的地方，並時常聞有香味的木頭就會有效躲避瘟疫。 ... 《黑死病》書封 但是事實很快證明，這些解釋和措施對阻止黑死病傳播和減少人口死亡都毫無效用。在死亡當前，任何解釋和措施都會立刻得到檢驗的情況下，那些看似權威和正統的部門，尤其是教會，開始失去人們的信任。在黑死病面前，面對人們的拷問，看似嚴密而又堅固的信仰堡壘開始變得不堪一擊，齊格勒說：「中世紀的人踏在一層薄薄的已知知識的冰上，底下是深不可測的、令人恐懼的無知和迷信，一旦這層薄冰破碎，所有的救命稻草，所有客觀邏輯的分析都會失去。」 1893年一位紅衣主教加斯科特（F.A. Gasquet） 出版了一部全面論述黑死病的著作《大瘟疫》。 儘管這部著作從教會的角度出發責罵這場瘟疫導致了教會的衰落，但他也承認黑死病導致整個教會體制都徹底瓦解了，所有的事情都要從頭開始。 正是在教會等權威遭到質疑、人們的思想產生混亂、社會秩序動盪的前提下，出現了對瘟疫的理性認識和應對措施，儘管這些應對措施未必一定科學，但確實為理性思維和新文化的產生奠定了土壤。 人們開始認識到，瘟疫和遙遠的星球沒有關係，卻一定和現實的環境污染有密切的關係，瘟疫的源頭應該是腐敗的空氣。所以，人們開始把眼光從天上降到地上，關注城市中的死屍、排泄物、水源對環境的影響，注意屠宰房、製革車間的難聞氣味對空氣的污染。針對這些污染源，每個城市開始自發地進行清除，他們清理街道，整頓血污遍地的屠宰房，一場城市衛生革命悄然來臨。人們也開始認識到，瘟疫的傳播同人與人之間的接觸有關，所以有些醫生提出了躲避瘟疫的黃金法則：趕快逃出去，走的越遠越好，不要急著回來。有些醫生也認識到一個人的心情和疾病的關係，教導人們用和平的心境來抵禦瘟疫。因此，在疫情面前，有些醫生也開始大膽拋棄那些傳統的理論，從更加現實的角度理性地去認識。 將瘟疫建立在現實的基礎上去理解，也催生出科學的隔離措施。其中威尼斯總督和議會便任命了三人小組，負責建立許多站點，專門對東方歸來的船員進行為期40天的隔離，嚴格控制移民進入城中。同時，在遠離城市的海島上開闢墓地，對因黑死病而去世的人集中深埋。米蘭城則採取了嚴格隔離密切接觸者的措施進行應對，規定若一個人感染則相近三個房間的人都要用圍牆隔離起來。在皮斯托，政府頒布條例禁止任何外人和商品進入，設立專門的埋葬地並嚴格規定埋葬深度和參加葬禮的人數。佛羅倫斯則將政府權力暫時移交給8個最有智慧的賢人，由他們下達命令，組織將城內腐敗的東西和受到感染的人們運往城外，並嚴格監督市場。盧卡則頒布禁運令，嚴禁威尼斯人和加泰羅尼亞人進入盧卡城，違者將被沒收財產和受到處罰。 教會權威的喪失和理性的覺醒，導致人們的生活態度發生了變化，人們開始以自我為是的方式理解生活。薄伽丘在《十日談》中就談了黑死病給人們造成的影響：浩劫當前，這城裡的法紀和聖規幾乎全都蕩然無存了；因為神父和執法的官員，也不能例外，都死的死了，病的病了，要不就是連一個手下人也沒有，無從執行他們的職務了；因此，簡直每個人都可以為所欲為。在這種情況下，享樂主義和個人主義開始抬頭。哥特弗雷德（Robert S. Gottfried ）在其《黑死病：中世紀歐洲的自然和人類災難》中說：「薄伽丘筆下的人物崇尚與大多數前輩不同的品質。他們不再熱衷於虔誠、軍事技藝，而認為智慧和靈活對成功來說是必要的。……報酬和勝利屬於那些活躍的或者自助的人」。 坎貝爾（Anna Montgomery Campbell）在其《黑死病和知識人》中甚至總結說：「十四世紀後半期最顯著的特徵是無法無天的流行，以及在民眾和思想界對權威的反抗」。 發生於文藝復興前夕義大利的這場黑死病，毫無疑問給人們帶來了巨大痛苦，但是也嚴重衝擊了教會為首的傳統權威的地位，給理性主義、科學主義、享樂主義和個人主義提供了萌芽的空間。因此，黑死病不僅僅是文藝復興發生的背景，也是催生文藝復興時代到來的重要因素之一。 引用文獻： 【瑞士】雅各布·布克哈特：《義大利文藝復興時期的文化》，何新譯，馬香雪校，商務印書館，1983年，第125頁。 Samuel K. Cohn, Jr. The Black Death Transformed: Disease and Culture in Early Renaissance Europe, London: Arnold, 2002, p.225. Rosemary Horrox, The Black Death, Manchester Univ. Press, 1994, p.113.; p.149. Phillip Ziegler, The Black Death, Harper and Row, 1963, p.37.; p.42. See Francis Aidan Gasquet, The Black Death of 1348 and 1349 , George Bell and Sons 1908. Robert S. Gottfried, The Black Death, Natural and Human Disaster in Medieval Europe, The Free Press, 1983, p.79. Anna Montgomery Campbell, The Black Death of Men of Learning, Columbia univ. Press, 1931, p.129. 本文內容由復旦大學通識教育中心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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